今年一月，从京山的石龙镇、孙桥镇，到东宝区的马河镇，一场场热闹的年猪宴接连登场。游客们的轿车排成了长龙，无人机的镜头嗡嗡作响，朋友圈里晒满了红彤彤的鲜肉。但对于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荆门人来说，记忆里的那顿“杀年猪”，它是凛冽寒冬里的滚烫，是全家人的生计，更是一整年的盼头。
东宝区马河镇年猪宴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当时光倒回三十年，荆门乡野腊月的风，似乎比现在更硬。它刮过起伏的红土丘陵，带着漳河水汽特有的湿冷，直往人的棉袄缝里钻。在那个物资并不丰裕的年代，打破这层萧索寂静的，往往是一声尖锐而高亢的嘶鸣——那是村里谁家开始“杀年猪”了。
东宝区马河镇年猪宴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这声嘶鸣，是过年的号角。
从“生计”到“指望”
在老一辈荆门农人的账本里，猪不仅是牲畜，更是家里的“聚宝盆”。
那时候，不管是东宝的山区还是沙洋的平原，大多数人家的猪圈里，都养着那么一两头猪。那是母亲用剁碎的红薯藤、煮熟的糠菜，甚至孩子们放学后在田埂上割回的猪草，一天天喂大的。
杀猪的日子，通常选在腊月中旬的一个清晨。天还没亮，男主人就会披着旧棉袄起身，在院子里烧起一口足以躺进小孩的大铁锅。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，映红了那张布满风霜的脸。他看着圈里的猪，眼神往往是复杂的：既有即将变现、给孩子交学费做新衣的欣慰，也有一丝相伴一年的不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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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来的屠夫，多半是十里八乡的熟面孔。他们不用导航，闻着那股子沸水的蒸汽就能摸上门。喝一杯主人家递来的热茶，抽一根烟，便开始了一场极具仪式感的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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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鲜红的灯笼挂起，当那一盆盆冒着热气的猪肉摆上案板，孩子们冻得通红的小脸上，才会绽放出一年中最肆无忌惮的笑容。因为他们知道，那种叫“馋”的感觉，终于要被治愈了。
一碗“杀猪汤”，最抚凡人心
如果说杀猪是男人的战场，那么随后的灶台，就是女人的舞台。荆门人的年味，就藏在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“杀猪汤”里。
与外地的红烧不同，荆门人的杀猪宴，讲究一个“蒸”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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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宰下的新鲜五花肉，切成厚片，裹上自家磨的粗米粉，拌上红腐乳汁，码进大大的竹蒸笼里。灶火猛攻，蒸汽顶着盖子，不一会儿，肉香混合着米香，霸道地钻进每一个人的鼻孔。那是粉蒸肉特有的软糯与醇厚，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，是独属于这方水土的味觉密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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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蒸菜，必定还有一锅杂烩汤。新鲜的猪血凝成嫩滑的“旺子”，切成大块，配上猪肝、瘦肉，撒上一大把白胡椒粉，再丢进两把刚从霜地里拔回来的“矮脚黄”白菜。那一碗喝下去，胡椒的辛辣瞬间逼退体内的寒气，额头冒汗，心里熨帖，哪怕是路过的生人，也会被热情地拉住：“来，喝口汤再走，热乎着呢！”
京山市年猪宴（来源：京山融媒）
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，这顿饭，就是村庄里最高级的社交。东家的婶子端来一碗蒸肉，西家的婆婆回赠一碗血旺，邻里间的情分，就在这推杯换盏、你来我往中，变得浓稠而温热。
柏树枝熏出的“年味”
杀猪宴散去，年味并未消散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荆门乡村的上空，会飘荡起另一种特殊的香气——那是柏树枝燃烧的味道。
鲜肉吃不完，智慧的荆门人便将其腌制。花椒、粗盐炒热，细细搓揉进肉的纹理，再将肉条挂进熏房。这时候，父亲会去山上砍回带叶的柏树枝，用明火点燃后再捂出浓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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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烟雾缭绕中，猪肉慢慢褪去血色，变成深沉的酱红。油脂在烟熏中收敛，化作透明的蜡黄。这种带着柏树清香的腊肉，挂在屋檐下，经过冬日冷风的吹拂，会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成为炒蒜苗、藜蒿、豆饼的最佳拍档。那是只有荆门游子才懂的“家乡味”。
腊肉炒豆饼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从“解馋”到“乡愁”
如今，生活好了。超市里的肉柜永远满满当当，想吃排骨不必等到过年，想吃香肠只需一个快递。
城市化的进程让土灶台变成了燃气灶，让瓦房变成了楼房。那种全村出动、帮忙杀猪、只为吃顿饱饭的场景，似乎已经渐行渐远。现在的“杀年猪”，更多时候变成了一种农家乐的体验项目，一种朋友圈里的素材。
但我们依然怀念那顿饭。
我们怀念的，或许不再是那几块肥硕的五花肉，而是那个物质匮乏却精神富足的年代；是那个全家围坐火盆旁，听着柴火炸裂声，等着锅里肉香飘出的漫长夜晚；是父母年轻时忙碌的身影，是邻里间毫无隔阂的笑脸。
年关将至，风又起。如果你在荆门的街头巷尾，闻到了那一缕似有若无的柏树枝熏肉香，请放慢脚步。因为那是这片土地，用最传统的方式，在呼唤游子归家。
那头“年猪”，早已不是为了生存，而是为了留住我们心底，那份永不褪色的乡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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