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 桥
近日，同乡学弟叶重豪写了一系列《七里坪街坊旧事》，讲述的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红安县七里坪的所见所闻，笔端饱含故土深情，将老街的风土人情、坊间逸趣娓娓道来。字里行间的烟火暖意，勾起我心底的思念，儿时的一幕幕如光影流转，带我重回那难以忘怀的岁月，那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七里坪的街巷，藏着独有的韵味。全镇街巷呈规整的井字布局，长胜街与解放街南北纵贯，是镇上最长的两条主干道；和平街、胜利街、红四街、东后街错落穿插，临倒水河而建的河街，与红坪大道对岸的长胜街遥遥相望，相映成趣。更有无数幽深小巷纵横交错，织就小镇的肌理脉络。年少时，我们最爱在街巷间捉迷藏，从长胜街南头一路嬉闹到北头；上学路上，亦是沿着长胜街缓步而行，再登上河堤直上七里中学；抑或从解放街往北，沿着两边田地的省际公路直行去七里中学，一路打打闹闹，欢声笑语洒满青石板路上和田地间。
七里坪的房屋，有着别具一格的风情。镇上民居少了乡间“明三暗五”的格局，多是通透的直通式院落——推门而入便是厅堂，穿堂过院即到后巷，过道两侧错落排布着一间间卧房，基本都有前门和后门，尤其是长胜街的房子，这边是临长胜街，后门便是临公路的红坪大道。我生于斯长于斯，母亲曾供职于人民银行七里坪营业所，父亲亦是国家干部，彼时规定，双职工国家干部家庭不得养猪，不得有菜地，不得私置房产，我们便常年租住公房。我家前后搬过3次家，住处或是七里区公所对面、背靠长胜街的静谧院落，或是长胜街旁八夹巷里的寻常民居，抑或是长胜街南段革命法庭对面的小屋。除了区公所对面的房子因扩建公路改变外，其余两处原貌依然。直到1975年母亲调任县人民银行，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片故土。
七里坪的居民，来自五湖四海。小镇虽不大，人口也不算稠密，却汇聚了天南海北的来客。相传当时除少数几个省市外，全国各省市区的人都能在此寻到踪迹，本省其他县市的人为数不少，反倒是本地祖籍的居民占比不算多数。追根溯源，皆因这里是苏区的核心腹地，支援苏区建设的号召，吸引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奔赴而来。他们在此扎根立业、开枝散叶，我的发小同窗之中，便有籍贯江苏、浙江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黑龙江的伙伴，本省外县的更是比比皆是。一方小小的水土，竟如江海般广纳百川，当真称得上群英荟萃。
七里坪的政务，满是亲民的温度。那时的七里区政府叫区公所，大门常年敞开，从无紧闭之时，百姓可随意出入。我们这群孩童，总爱跑到院子里捉迷藏、追蝴蝶。区公所的食堂对外开放，农技站、派出所、法庭的工作人员常在此就餐，往来办事的旅人也爱来这里歇脚。院内的水井从不设限，附近居民每日都来井边洗衣洗菜、担水烧饭，邻里间闲话家常，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景象。
七里坪的大礼堂、汽车站、理发店，皆是我记忆深处的坐标。大礼堂是小镇的政治文化中心，开大会、办演出、放电影，热闹的活动都在此举行，是我们孩童最向往的去处。没有电影票时，我们便偷偷爬窗张望，依旧看得津津有味。七里车站，是七里坪与外联通的枢纽，这里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，晚上的时候，经常这里还放电影，我们早早就搬椅子去占位置，乐不可支。尤其是那家理发店，更承载了我满满的童年趣事。从前每月，母亲都会领着我们兄弟三人前往理发，专门认准进门靠右第二个椅子旁的祝顺旺老师傅，再三叮嘱他把我们头发理得浅浅的。理完发去上学，我们顶着比光头稍长一点的发型，总会引得同学们一阵哄笑。还有一个地方是我去得较多的，那就是长胜街最南端的七里食品所，所里宽敞的会议室有一张不错的乒乓球桌，会计姚重威比我大几岁，喜欢打乒乓球，我们周末就去他那里打球，他球技较高，经常指导我们打球，我们都叫他“姚则栋”。
七里坪，是我永远的根。这片土地养育我长大，用温润的烟火气滋润我心灵，以淳朴的民风涵养我品性，更以厚重的红色底蕴成就我人生。此生，我对七里坪的眷恋与感恩，从未有过半分褪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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